匡亚林 蒋子恒｜迈向数字包容：农村老年群体融入数字社会的衍生风险及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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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数字包容：农村老年群体

融入数字社会的衍生风险及治理

匡亚林，蒋子恒

一、文献梳理与问题提出

“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数字鸿沟的存在使得分布不均的社会资本在几何级数的放大效应下更为严峻，与“数字中国”的建设目标相背离，为此，国家接连出台《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等政策安排，旨在消弭数字鸿沟，共享数字社会发展成果。根据《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截至2023年6月，我国非网民规模为3.33亿，并呈现出连年下降的喜势，互联网普及率提升至达76.4%，数字社会融入工作成效卓著。

数字鸿沟是一个复杂的半结构性社会问题，其伴生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而产生，技术越发展、问题越艰巨，即便互联网在老年群体中的渗透率不断攀升，融入工作依然任重道远。从地区来看，我国非网民仍以农村地区为主，农村地区非网民占比为 59.0%，高于全国农村人口比例 23.8 个百分点。从年龄来看，60 岁及以上老年群体是非网民的主要群体，我国60岁及以上非网民群体占非网民总体的比例为41.9%。据《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城市与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差距逐渐收窄，但就数字安全意识、电脑使用、工具开发等指标而言，城乡差异依旧显著，农村居民在利用数字技术增收、创造数字价值等技能方面亟待提升。“数字乡村是伴随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从中窥探，作为主人翁的农民群体习得数字技能、融入数字社会不仅契合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更强调了积极老龄视角下技术赋能与人本关怀的双重保障。

将“农村老年群体迈入数字社会”拆解为“数字融入”与“数字乡村建设”两项议题。“数字融入”的相关研究具有较强的城市偏好与立场，农村地区在理论视野中处于边缘地位，农村社会基础与城市具有较大差异，城市在该问题上不仅具备经济基础佳、数字设施全、居民素养高等先发优势，大众传媒持续聚焦更为其俘获大量社会资源，从而建构出相对完整的社会支持系统与风险消解机制。现有研究成果无法直接适用于农村地区，技术嵌入的“涟漪效应”使得针对农村场域的专门研究尤为必要。“数字乡村建设”的相关研究集中于基本内涵、阻滞因素、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等议题，农村企图通过经济数字化、生态数字化、文化数字化、民生数字化以及治理数字化等方式跻身数字循环，最终达成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活力增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减少、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提升的愿景，与乡村社会将受益于数字技术的实证结论相符。但也有研究持相反意见，不同于技术乐观派，技术运用带来的数字偏差、隐私泄露、技术理性越位等问题不容小觑，数字配套政策不足也将引致职能不清、留痕主义、悬浮治理等新问题，数字脱域重构后甚至引发乡村社会形态的急剧变动。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多以城市为既定场域、以技术扩散为研究视角、以过程机制为研究对象，鲜有研究将技术受众作为主体，关于人在数字乡村进程中扮演何角色、面临何问题仍缺乏回应。

数字化浪潮肇始于城市之中，密集的生产要素使得数字技术发展与应用具备可行性，城市裨益于数字红利的同时也为风险的酝酿、滋生、爆发提供了场域空间与内容要素，近年来频发的劳资争端、消费者维权、环境诉求与安全隐私等群体事件皆是数字化风险的具象形态。面对经济波动，政府无须制定额外的经济政策，依靠财政、税收内在机制自动调整而使经济趋于稳定的减震，经济学家们将其系统概括为“自动稳定器”。城市场域内经济、政治、文化等正式制度与社会运作的非正式制度彼此关联，发挥着“自动稳定器”的功能。数字技术无法脱离特定的情境载体而存在，也无法超越特定的条件而运行，城市在数字技术发展运行过程中形成成熟的载体系统，向上为“智慧城市”“数字政府”等政策工程不断赋能，向下为基础设施完善、数字企业成长、城市居民学习不断增权，在外力推动、内力拉动的作用下完成数字转轨，风险“自动稳定器”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成形的。乡村的数字化进程则倚仗行政力量引流资源，以期借助“国家之手”快速完成数字新农村建设。社会环境的脆弱性、数字化进程的外生性导致自上而下的数字乡村建设与自下而上建构的社会基础不相匹配，农村居民主体性难以塑造，与之配套的风险自解机制在政策限期内更难以形成。

数字化并非坦途，农村场域数字要素在调整过程中释放了治理新效能，同时也产生了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农村老年群体处于地域劣势和年龄劣势的交集之中，属社会弱势群体，却也随着资源投放、社会倒逼、亲友支持而迈入数字社会之中。数字化势在必行，数字技术更是乡村居民在数字时代亟须学习的“新文字”，在此背景下，本文重心在于考察农村场域老年群体融入数字社会的衍生风险，循因施策，救济数字场景中的危机群体，完善对冲数字衍生风险的政策选择。

二、农村数字包容进程中的风险与困境

（一）农村数字包容进程中的衍生风险分析框架

从规避风险的目的出发，如何将农村老年群体融入数字社会的衍生风险纳入适用的框架中加以分析，并抽离出问题主体，为现实投射提供整体性视角值得深入探讨。这既取决于分析对象的演化历程与生命周期，更取决于事件主客体间的耦合关联，还需对社会层面的价值倾向与公众诉求予以有效回应。本文参考政治学领域广泛使用的“结构—过程”分析范式，力图将衍生风险置于适宜的分析框架之中。其中的“结构”，一是指研究对象的内部组成，二是指一种分类方法。借鉴第二种含义，本文通过属性分类将风险划分为“物质性风险”与“非物质性风险”。属性维度即风险情境及后果所属的性质类型，数字技术依托延伸设备力图全域孪生，涉及面之广、涵盖度之宽决定了其所携带的风险也并非单维，从属性维度出发解释风险内容有助于把握具象风险成因、过程及后果。“过程”负责“适应”与“打破”，诠释结构的触发机制，意在增补面向结构的历时分析框架。本文采用社会学对于“社会分层”的研究成果，将数字能力视为数字社会核心资源进行分化研究，能力维度即所谓农村老年群体数字技能的掌握程度，技能掌握越深厚、危机化解越轻巧。公共政策也聚焦于老年数字能力建设议题，侧面印证出数字能力强弱是数字风险范畴的重要组成。从历时性角度考察，风险本身并非既定问题，而是一系列遭遇不利可能性的总和，老年群体掌握数字技能的各个阶段均会陷入不确定性之中，而能力维度正是从主体视角出发对风险时序予以划分，使具体风险与同期能力在时序上达成匹配，达成过程分析旨在弥补结构功能主义“静态有余而动态不足”的研究不足。

遵循此流程，我们将衍生风险界定于治理、生活、社会、经济等领域之中，并根据其物质性程度罗列匹配（见图1）。能力维度关注风险动态序时呈现过程，是对老年群体自身素养情况的区分结果；属性维度注重静态内容结构性质差异，是对风险内容的区分结果，而结果则意在关切数字社会中农村老年群体所直面的现实困境，以回应研究中的“人本视角”。据此，本文建构“能力-属性”风险分析框架，从面向主体的过程管理、面向客体的结构管理两个维度，系统解析农村老年群体面临的数字隐患。

（二）数字治理风险：农村数字悬浮治理的双向障碍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也是推动治理工具更新、治理思维迭代、治理能力提升的过程。数字技术在政府治理中的巨大效能不言而喻，而乡村善治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着力点，其关键在于处理好公共生活中有关人的痛点，提升公民福祉。应用层面，数字技术的效率优势诱致工具理性盖过价值理性，追求速度胜过追求公平，但提升“公共利益”的公平性才是现阶段数字农村建设顶层设计的要义所在。农村老年群体困于代际发展权不均的漩涡之中，亟待社会资源重配给予老年群体以生存、享受和发展的公平权利，而数字技术在效率上的巨大优势难以打破城乡、年龄上的多元壁垒，强行植入则使得农村数字治理呈现出“双向悬浮”形式特征。

首先，“上不能传”。解构乡村数字治理设计原理，数字技术为农村老年群体提供了宽广的虚拟交流场所，农村治理需求以信息搜集、交互、分析等表达方式向上传递，为上级政府掌握全域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抓手。数字化流程着重治理效率提升，却忽视真实需求的精准表达。政治参与方面，农村老年群体依赖于村“两委”、村政治精英以及乡村社会网络来实现政治表达，根植于乡村的治理精英敏感度更高，具备将模糊、隐晦的话语术置于社会文化语境，从而转换成精确政治诉求的能力，而数字化后农村老年居民话语表达权受损，即使部分技术精英能熟练运用数字平台参与乡村治理工作，但渠道转换造成的意见流失与效率损失仍不可估量。此外，政治参与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同样需加以防范，传统乡村治理依靠村“长老”、村干部，通过调解协商等“软手段”摆平复杂的公共事务难题，公共话语、问题全貌、利益纠纷等都能通过社会网络传递至治理中心。引入数字技术后，网络空间中的意见角力逐渐取代原系统而成为乡村公共能量场，农村老年群体技术掌握程度各不相同，技术优势者作为网络空间的意见领袖，具备引导舆论走势、扩大话语分量的能力。根据阿克洛夫的柠檬市场原理，乡村治理中心往往将网络角力场的平均水平认作社会意见投射，导致数字优势群体的部分需求遮掩完整的农村治理，农村老年群体的话语表达出现扭曲，良币被驱逐出场，“上不能传”的异化现象由此而来。

其次，“下不能达”。数字化的普及与发展使得农村场域智能终端实时泛在，演变为常态化的数字农村图景，而农村社会运行并不完全遵循线性的数字逻辑，难以表达乡村治理问题的复杂面向与繁缛细节，并且农村老年群体因社会活跃度降低，其产生的数据量也随之缩减，数据解释力与样本代表性的差池在算法偏见中不断循环，上级政府据此制定的政策方针匹配度下跌，行政阻力随之上升。再者，目前数字乡村建设多由县级政府牵头，在农村地区推广城市化进程中所提炼的建设路径，囿于农村数字化内生动力缺乏，行政资源向下倾斜难以深入扎根，悬浮于农村界面并倒逼基层干部完成下放，基层干部通过“数字留痕”“象征完成”等形式予以应对，“文山会海”“数字台账”以及大量“数字服务平台”正是游离于农村社会治理实情的数字悬浮表征。农村社会在数字治理中被置于“上下互斥”的真空环境，农村老年群体自然身处其中，上下两端的双向障碍使其无法通过既有渠道满足治理需求，社会弱势地位叠加数字治理盲区，数字化由此成为乡村治理领域须保持高度警醒的黑天鹅事件。

（三）数字社会风险：农村乡土伦理中的现代性冲击

数字技术的可塑性使其扎根深入乡村生活，数据比特与终端设备编织的孪生网络幻化为乡村生活的现实情景，农村物质基础所承载的原生伦理、文化与习俗随之改变。解析数字文化对农村社会面的冲击，理应先谙熟中国广袤农村千百年流传的乡土伦理之道。费孝通先生概括传统乡村为中国基层社会的底色，“血缘地缘”“长老统治”和“礼治秩序”等社会禀性可视为伦理逻辑的起点。传统农村社会呈孤岛分布，依靠内部运行自给自足，“文化、法制和礼俗，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依靠着这套不成文的系统乡村社会得以运行。改革开放后，城乡流动的放开极大地改变了乡村社会面貌，市场经济、契约精神、遵纪守法、社会公平等观念在乡村中传播并演化为具有时代意蕴的“新乡土伦理”而在城市强大的虹吸效应下，乡村年轻人源源迁出，保守自洽、相对静止的环境决定了乡土性仍是农村社会底色。于社会层面而言，伦理扮演着不成文的法规职能；那么于农村居民而言，其作用又如何？农民身处业缘关系共同体之中，伦理观念不断内化为个人行为准则，构成了乡村社会秩序的最小单位。长期以来农村场域背景下演化与发展所形成的习惯与意识在物质环境改变抑或外来文化介入或冲击，需通过轻微调整或重组再造才能保持其稳定性和连续性。作为乡土社会原住居民的老年群体孑立于传统乡土与现代数字的交汇处，碰撞、撕裂、抵御直至融合，即面临所谓伦理层面的现代性冲击风险。

首先，主体性消解与技术理性越位。乡村社会中的器具更迭与技术创新都发挥着客体赋能主体，达到延展人类有限智慧的效果。数字技术在数理运算方面有着人类无法比拟的优势，强延展的特性更使其功用遍布三农领域。数字算法依托终端数据不断学习强化，计算个人行为轨迹，预测个人行为需求，人工智能推荐算法迭代计算后输出的数字内容无需通过人脑学习便可完成决策。农村老年群体客观上缺乏数字技术的辨别意识和能力，个体自决资质让渡于数据与算法驱动的自动化决策系统，乡村居民的主体性逐渐消解。但乡土伦理是建立在以乡约礼序为基础的价值理性之上，数字底座架构却赋予技术理性在其中的主导地位，强调技术本位的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社会的价值底蕴相悖，情感价值在乡村场域内式微，技术理性逐渐越位于价值理性而成为数字乡村伦理的重要组成。

其次，传统社会交往的破裂与重建。熟人社会形态是因血缘、地缘、业缘相仿而联结成的共同体，乡土伦理扮演着维持共同体稳定运转的功能，社会交往则是社会网络紧密联结的践行方式。数字接入为农村老年群体进入互联网世界提供了便捷的渠道，突破时空约束即可完成沟通交流，获取海量信息，享受线上服务，人工智能技术更是将该群体从繁杂的社会琐事中抽离出来，客观上减少以社会交往形式拓展个人有限智慧与技能的必要性。根据智慧城市发展经验，数字化娱乐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依赖交流获取情感慰藉的需求，技术理性越位于价值理性对感性互动的阻滞效应继起，交往活动从线下逐渐转至线上。乡土伦理随着交往载体衰退亦逐渐瓦解，于农村老年群体而言，从庇护风险的共同体中走出，其须以个体身份应对数字社会中的风险与危机，对数字社会缺乏完整感知的农村老年群体届时唯有通过沉迷、逃避抑或再社会化等方式予以应对。

（四）数字经济风险：有限收入与数字素养的双重困境

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从消极视角出发探析智能化热潮，并指出数字经济将引发隐私泄露、收入分化、组织改革、重新就业等问题，城市数字化转型中上述问题已悉数得以印证。数字与经济的共生关系决定了数字经济渗透于生产生活各环节之中，而农村场域主要开展农林牧渔及相关副业，数字化冲击下的产业结构变动、大规模失业等并非该区域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区别于分析数字技术与宏观经济形势间的因果缘由，本文着眼于经济议题中更为敏感、经济风险抵御能力更为孱弱的农村老年群体，探析该群体融入数字社会面临的经济风险及原因。

首先，面临数字社会融入的经济压力。表面上看，经济成本属于个人事项范畴，农村地区老年群体可按需选择较为实惠的接入设备，经济压力在可承受范围之内。纵观数字应用演进史，从万维网、互联网到元宇宙，三代更迭依托的设备不断发展，早期使用个人计算机设备即可完成新闻阅读、即时通信、网页娱乐等操作，随后则需移动设备突破时空限制以完成信息转换与交互，在去中心化的数字趋势下，除了数字孪生中将物理场域完整投射的终端设施外，更有各类生物信息传感设备将生物特征更为快速、精确地测量、记录、传输与复刻在数字空间中。从单一PC设备到如今的层出不穷的智能穿戴设备、家居设备与虚拟交互设备，完备的数字终端是建立精准立体数字图像的前提，倘若农村老年群体持有的终端设备始终落后于数字发展水平，其在比特世界中将始终保持粗粒度的模糊形象，技能延展的缺乏亦使其无法掌握数字空间中的必要操作，数字社会融入谈何实现？此外，随着网络版权保护措施不断完善，数字付费已成为畅行网络空间的必要成本，即使部分平台、内容以及资源名义上无需额外付费，但仍需承担通信资费成本、时间经济成本等。融入数字社会的经济成本实质上具备强制性与持续性的特征，个人选择难以改变对抗这一基本特征，与之相矛盾的是农村老年群体收入来源渠道极其有限，缺少稳定的退休收入，代际经济支持也稍显薄弱，农业收入及社会保障补贴更不足以支撑其负担数字融入成本，农村老年群体被迫承受经济成本不断攀升的风险。

其次，存在数字经济安全漏洞。数字经济发展下信息自有化变为自由化，个人信息数据化的同时将产生财产信息、安全信息、隐私数据泄露等系列风险。现阶段农村老年群体对数字软件的使用仍停留在娱乐消遣等事宜，对于数字交易需求甚少，缺乏借此培养的数字安全意识。网民群体遭遇的各类安全问题中诈骗达16%，在网络诈骗中产生实际经济损失的老年群体占比更是高达97%，按照居住地进一步分析，实际受骗的农村居民，超出城市居民占比达16个百分点，提防农村老年群体数字诈骗问题绝非杞人忧天。但农村老年群体对个人信息保护措施知之甚少，难以区分弹出窗口拦截器、启动cookie、禁止信息共享与获取等安全保障程序以及存疑应用程序，随着人脸识别、换脸、换声技术问世，数字虚假身份趋于立体化、多维化，该群体应对此类安全隐患的知识储备与工具手段则更显匮乏。现阶段农村基层干部数字安全素养亦亟待提高，在陕西汉中农村的实地调研发现，85.9%的农村干部缺乏网络安全基础知识，65.9%的农村干部自称面对数字安全危机的防护能力欠缺，而农村基层干部正是农村网络安全宣传工作的主力军，农村老年群体所处的网络安全环境可见一斑，从而成为数字经济安全问题的主要防护对象。

（五）数字生活风险：农村数字化生活的健康性威胁

城市化进程下农村青壮年等劳动人口源源流出，农村地区老龄化水平屡创新高，远离子孙承欢膝下、不再承担家庭主要经济责任是农村老年群体的真实写照。数字内容的多样性、无限性与便捷性极大地丰富了农村老年群体的娱乐生活，该群体原本匮乏单一的养老方式搭上数字化快车之后，也需面临数字生活逻辑中的健康性威胁。“银发低头族”享受着自媒体和网络社交带来的精神满足感，缺乏算法斗争意识的老年居民极易沉溺其中自得其乐，值得警醒的是老年人的日常作息、生理机能等无法与数字“原住民”相比，数字成瘾造成的健康损伤难以逆转。

首先，出现生理性健康损失。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的调查，超过15%的老年群体会选择以熬夜等方式观看网络视频，并且因沉浸其中而干扰日常作息，约三分之一的受访老年人表示已有数字依赖行为产生。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明确提出积极老龄观与健康老龄化的理念，数字成瘾危机中暗藏的健康风险显然与之相悖，而农村养老生活的贫瘠加致数字成瘾可能性，社会支持不足的现实情况决定“银发低头族”的外部介入与救济渺茫，与长期医疗养护条件低下的不利境遇相叠加，风险杠杆效应就此放大。

其次，心理健康同样瞩目。数字成瘾作为淡离社会中心的情感补偿行为，以内容消遣、娱乐共情等形式补偿社会角色更迭引致的空虚与失落，但过度依赖内容参差的数字信息将影响其在现实世界中的行为，进而产生内疚、无意义、孤独与焦虑等诸多心理症结。多发于青年群体中的网络焦虑在老年群体迈入数字生活后将如何迁移？网络内容主要生产者与农村老年群体客观存在的年龄性、地域性差异成为差距型焦虑继起的根源，社会现实与数字表象陷阱相差甚远，进而不断强化、加深外部环境中的“老年刻板印象”，数字弱话语权无法与之抗衡而形成正反馈，消极情绪在数字循环中不断自证，心理健康由此受损。

三、风险成因：农村数字包容进程中的脱嵌困境

风险本身意图描述“当地到处存在的不稳定性”，农村老年群体融入数字社会所面临的风险本质上也是系列不稳定性的集合，理解风险成因还需从其所处的实践环境中予以找寻。卡尔·波兰尼（Polanyi）在经济理论分析中首次使用“嵌入”一词描绘社会制度与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侧重强调人类的经济行为过程是嵌入在非经济的社会制度之中的。此种双边联系后续为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发展成具有多边联系的嵌入内涵，研究重心转移至社会网络与经济行为的关系，即经济决策是在社会网络的互动过程中得以形成的。网络联系视角下的嵌入理论进一步划分为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两个维度，其中前者强调组织因其所处的特定位置而获得的比较优势，后者则是指网络关系赋予组织获取资源的作用机制。作为嵌入的镜像概念，脱嵌则意味着脱离原本的结构系统与关系网络，从静态问题的表象出发探析成因，则需将研究重点置于技术嵌入的动态过程之中。

数字技术与场域空间内的结构系统、关系网络彼此互构互造，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完成结构与关系的调适，经由数字化改造的物理环境、物质设施等实体要素减少了数字技术扎根再造的结构阻力，文化与认知层面的渐进式引导同样使得以场域主体为节点编织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虚拟空间内实现复刻，数字技术在这一过程中亦持续更迭，以最大限度满足环境与主体的实际需求。但农村数字化进程并不完全遵循嵌入理论的演化规律，农村场域的地理位置、经济基础与社会网络现实使得数字化动力有所不足，数字技术却不断“推入”农村场域中从而达到无缝嵌入的效果，原有结构系统与关系网络本应不断调适，防止因内生差异产生资源脱嵌、资源排斥以及场域重构，但技术刚性、路径依赖以及政策盲区错综纠缠，在任务考核的绩效压力作用下，数字技术最终以行政驱动的方式强嵌农村场域，面临的强张力困境自此显现。嵌入与脱嵌的持续转化作为均衡发展的活力源泉，转化更迭产生的扰动不容忽视，老年人作为农村场域的重要主体，社会生活依赖的结构系统与关系网络在数字化后逐渐沉寂，四组脱嵌关系的存在使得环境系统诸要素尚未完成调适与重组，这构成了农村老年群体融入数字社会的风险根源。

以宏观结构中的脱嵌关系切入，既能分类施策救济风险表象，又洞察风险缘由实现根治。具体而言，存在下列四组脱嵌关系：一是物理硬件，农村基础设施与数字融入要求脱嵌。政策驱动下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已大面积铺开，但必须清楚认识到，数字融入要求正高速迭代，揣度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建成实效，便可知其弥合差距、力争补救的实质要义。支撑数字应用的硬件设施与时俱进，农村社会现实却未能对标，数字衍生服务更甚，投放于农村场域的数字资源无法适配而就此脱嵌。二是智力软件，农村智力建设与数字融入要求脱嵌。受限于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认知与社会经历等，农村智力建设有待加强，农村居民从初步运用到深入理解数字设备及其产品需经历较长的时间、花费较多的精力。即使是身为精英群体的乡村干部，技术素养也无法达标技术更迭中暗含的知识、认知与能力要求。农村场域缺乏适配的智力基础与数字技术对接，数字因此脱嵌。三是外部需求，农村生活需求与数字供给内容脱嵌。随着主要劳动人口持续流出，农村在现代化转型中剩余为“空巢社会”，社会活跃度不高，数字需求疲软，内生动力保持在低位水平，对繁多的数字衍生产品而言，其需求边际效应递减甚至为负。数字内容供给范围远超基本公共服务所需，暗藏靶向偏移危机，脱嵌就此产生。四是内在机理，农村社会秩序与数字运作逻辑脱嵌。上文提及“乡土伦理中的现代性冲击”当属此类脱嵌危机在社会文化层面的体现，乡村社会秩序是囊括诸如人文伦理、基层治理、生活情境乃至乡风村貌在内的系统性运作规则。数字技术天生与现代城市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与相容性，城市逻辑内核与数字逻辑内核并不具备实质差异，可视为原生品。城市与乡村社会基础、经济活动、文化风情的差异决定了数字逻辑于农村而言为舶来品，两者逻辑差异导致脱嵌产生。

四、从形式包容走向实质包容：农村数字包容建设的风险化解机制

身处包容型数字社会中，个体不论年龄、收入、种族、宗教信仰、残疾与否、性别和地理位置，都有平等的机会和适当的技能，从广泛的数字技术和系统中受益。《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破除老年人信息障碍的政策措施与此概念形成共振，将游离于数字生活外部的老年群体纳入数字社会中，这一政策愿景成为包容性社会的逻辑起点。但在政策考核的驱动下，基层政府采取策略性的拼凑应对行为，形式主义地向上层层传达，数字包容从提高老年人在数字化进程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逐渐异化为囊括老年群体的形式包容。把握数字包容以人为本的核心要义可知，缺少风险规避考量的数字化，不仅无法从根源上提升该群体的数字素养，反而将其置于系统风险的雷区之中。据此，本文认为在形式包容走向实质包容的进程中应提前建立风险防范机制，解决农村老年群体风险自解渠道缺失而身为高危的问题。

（一）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风险化解主体

党建统领构建风险防范机制，由党建网与治理网融合构成农村数字社会风险防范网，不仅是由党组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所决定的，还是农村社会现实制约下的最优解。其一，党组织在农村治理中发挥着核心领导作用，提升居民数字生活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与其工作目标高度耦合。再者，基层党建与治理事务间相得益彰的关系决定了解决人民群众生活困扰正是加强党组织先进性、有效性与合法性建设的有效路径。基层群众偶发的政治参与，也主要集中在生活议题上。解决风险困扰须以不断的交流沟通、学习传播再造数字认知、转换数字思维、锤炼数字能力，极富交互色彩的治理实践活动避免基层党组织陷入文牍主义，成为基层党建的活水之源。其二，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人口不断流出，公共事务主力军流失致使村庄公共事务治理走向衰败，作为乡村重要治理资源的“公共性”水平持续减弱，又何以编织基于人口节点的风险防范网络？若延续单向度的行政指令，则政策措施最终形成悬浮于基层群众的“防范网”，仅达成形式包容的政策表象。几经历史考验的党群关系广布乡村、联系紧密，具备破解农村血缘、地缘关系碎片化导致的风险防范基础欠佳、资源薄弱这一缺陷。

建立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中心的数字风险化解系统，承担农村老年群体数字风险抵御的综合性职能。综合性职能承担意味着负责处理不同类别的风险表征，达成“以一对多”的化解效果，可将其与城市环境中“老年近亲关系网络”相类比，子辈亲属同样发挥着综合性风险应对的功能，除回应、解决老年人各类救助诉求外，还能实现提前预防、主动介入的全程监管效果。农村老年群体子辈亲属因地理分隔、经济压力等原因无法发挥此功能，政策介入以补齐脱嵌张力下结构系统与关系网络破碎导致的社会渠道缺失，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风险化解系统实现功能替代。架构上，基层党组织与村委会形成工作合力，集中农村基层权力体系，实现党务、公共事务、自治职能与政治职能的复合统一，由此党组织在组织嵌入的基础上强化资源与功能嵌入，为其直面农村老年群体数字社会融入衍生风险提供了条件架构。

（二）风险化解的公共政策选择

具体而言，如何攻克风险表象？根据“能力-属性”风险分析框架，从主体素养与风险属性加以区分，构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进路下的公共政策计划如下：

1. 数字能力强-物质性风险

此类风险譬如经济压力，是数字化情境下农村老年群体所面临的市场化风险。市场驱动数字技术不断更迭、数字技术推动市场产品源源出新，在此象限中的农村老年群体收入水平尚不宽裕，但数字素养较高，与市场化条件下诸多困境无异，属经济收入限制下的“机会不平等”。市场问题当由其自发调节资源配置予以解决，公共政策无须过多介入而干扰市场效率，市场主体不断改良技术、降低成本，将数字衍生设备推广至经济弱势群体以博取边际收益，智能手机门槛价格不断降低便是对其给予的论证，以时间换取技术从而降低数字社会融入的经济门槛。村“两委”无须过多干预，可采取市场谈判或合作策略，根据需求组织集体采购以增强市场议价能力从而降低个体负担，或与相关企业党委合作推出服务三农的优惠套餐。

2. 数字能力弱-物质性风险

此类风险譬如数字诈骗，是以数字内容为掩饰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从而实现经济诈骗的行为。对于传统意义的诈骗行为而言，包括农村老年群体在内的社会公众已形成完善的甄别系统，防范意识较强，而佯装数字软件的诈骗行为正利用该群体对数字操作知之甚少来展开，无法甄别数字化形式下的诈骗行乃为症结所在。村“两委”应采取坚决抵御、持续防范的政策理念，加强乡村老年群体数字素养，通过组织集体学习活动、树立朋辈数字典范、提供数字教育资源等具体行动予以实现。此外，针对数字诈骗开展专项工作，通过举办数字诈骗教育、党员定期走访等活动达成“学习”“警示”及“救济”等防范效果。

3. 数字能力强-非物质性风险

此类风险譬如数字成瘾导致的身心健康受损，是数字化情境下个人行为选择失当引发的风险危机。与其他年龄段群体数字成瘾产生原因类似，沉溺于互联网世界的目的在于弥补现实生活情感空虚，缓解社会情绪焦虑，从而通过网络世界寻求价值慰藉。补足农村老年群体缺乏的子辈情感支持、价值实现渠道、社交文娱活动等当属化解此类风险的工作内容。具体而言，村“两委”通过联合卫生系统科普数字沉溺导致的相关健康损失、定期组织文娱活动以丰富农村老年群体精神世界、呼吁空巢老人的儿女们多加提供情感关怀等方式建设老龄友好社会，采用非强制性手段引导个人选择，从而降低数字使用过度的概率。

4. 数字能力弱-非物质性风险

此类风险譬如数字现代化冲击，是数字社会逻辑与乡土社会秩序冲突在居民个体层面的演绎。农村老年群体数字素养低下，并缺乏暴露在数字环境中的机会，难以塑造有关数字系统及其诸多侧面的整体认知，面对陌生未知的数字环境时心理障碍与不适就此产生。乡村数字化趋势不可扭转，老年居民迈入数字社会也是大势所趋，规避无法成为主流政策选择，政策设计应完善老年群体数字认知，以主动科学的自我适应替代被迫转换的心理压力，提供适当的心理干预、疏解，构建从事前到事后的完整化解链条。

5. 混合型风险

数字治理风险不对目标人群加以区分，也难以对其属性加以界定。对于上下不接的治理悬浮问题，设计信息传递机制，完善农村居民意见上传的相关措施：一是解决数字化情境下治理诉求“上不能传”的问题并阻遏数字形式主义，二是减少“下不能达”的阻力并提高下达的完整性与精准度。通过优化基层党组织知识结构组成，提升干部数字素养，使村“两委”成为线上、线下通力合作的治理枢纽。数字资源传递至“两委”支持其工作开展，治理诉传递至“两委”完成数字再造，最大限度降低数字失真的可能性。对于此类混合风险而言，村“两委”充分利用其地缘优势和行政便利，对风险起因与发展进行针对性分析，从而提供综合性的救助服务。

五、结语

结合场域理论与嵌入理论，风险根源于文中所提的四组脱嵌关系，从“脱嵌”到“嵌入”，亟待社会结构性赋能以实现对接，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成为在较长时间内弥合风险黑洞的动力与出路。个体被数字应用的洪流所裹挟，农村数字化建设已然揭幕，预防、处置展露在即的具象问题绝非空言，本文正是立足于农村老年个体视角，将场域数字化转型中个体所面临的风险危机予以提炼，并置于类型学框架之中分析与回应，从而完善数字包容的理论意蕴与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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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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